【编者按】
司法改革步履不停，承前启后。
司法体制改革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司法制度，在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基本框架内，实现自我创新、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的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，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高度重视，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持续落实有关改革举措，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上，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作出部署：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，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，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。”
2023年，司法改革如何继续攻坚克难、探索路径，成为改革的前沿挑战。时值全国两会期间，澎湃新闻特别推出专题策划——“司改何为”，邀请业界学者观察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“知”与“行”，解读新时代司改所面临的挑战，以期为深化司改建言献策。本篇专稿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、哲学与法政学院光启学者特聘教授刘作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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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公开的法律化问题待解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为推进司法公开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建成裁判文书、审判流程、执行信息和庭审公开四大司法公开平台，要求司法案件从立案、审判到执行，全部重要流程节点实现信息化、可视化、公开化。
在刘作翔看来，司法公开包括结果公开和过程公开，但过程公开更为艰难。相对于结果公开，过程公开是一个更大的考验。
“面对司法公开国际化、信息化以及国内加大改革力度的大潮，我们对原有的东西可能要进行反思，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公开，也需要有限度，还要依法。”刘作翔表示，这就涉及司法公开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问题，“司法公开不是目的，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，通过阳光司法进而促进司法公正，但如果公开伤害了公民的权利就有违初衷了。”
他认为，司法的目的是保护权利，达到当事人之间和谐，尤其是民事审判活动，更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，“我们要警惕技术化带来的两面性，包括技术范畴和权利范畴怎么衔接和平衡，民主性问题、平等性问题、自由性问题怎么平衡。”
与此同时，当前的司法公开还只是作为一种政策导向和改革措施，司法公开中涉及的具体程序性问题，比如过程公开要不要进入诉讼程序中，结果公开要不要规定到法律中去，还需做长远考虑。
基于此，刘作翔认为，对于司法公开取得成功经验的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，解决司法公开的法律化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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